为什么要偷偷抹煞神舟前传？

在神六令人难忘的诸多表现中,最令人印象深刻——或者说最令人惊异的——显然是

它的最后一个动作:它从九天之外呼啸而下,带着显而易见的巨大的势能,却在着地的那

一刹那无比温顺地停住了,而且轻柔地站稳了。这使我们想起一名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在一

系列完美无缺的吊环表演后跃出一个前空翻,然后恰到好处地伸出双脚,稳稳地踏在地板

上,——让我想起一颗带着力道的尖利铁钉垂直地落在沙滩上。

这种平稳落地在体操中是高难度的,在航天上则是无法期盼的。

没有人可以要求一艘飞船像顶级体操运动员一样,在着地后保持稳定的站姿。因为这

取决于包括地表形态、风力风向、割伞时机等诸多因素,偶然的成分很大。然而,神舟六

号却似乎万中无一地站稳了。这个稳然直立的姿态自然为神六任务划上了一个极其圆满的

句号,使得它长达五天的不间断太空体操表演得到了一个毫无问题的满分。

对于神舟六号的意义,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。首先,它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

中国航天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才还是技术,正在颇有底气地成为世界领先的航天强国;

第二,由于这次飞行任务的超圆满完成,中央政府对于“占领太空制高点”的信心倍增,

势必在今后加大对于航天领域的支持,中国的太空开发计划有望提速;第三,各类媒体对

神舟任务进行的广泛深入报道,无异于一次巨型的科普宣传,将直接促进一批学生进入航

天界或者科学界,有利于推进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和创新;第四,这次太空任务的成功,

必须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,有利于政府凝聚人气,团结民众,政治意义

不可低估。

因此,神舟降落的那一刹那,中国航天界立即充满了灿烂的阳光。

在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后,人们在这个时刻都更宁愿闭上眼睛,尽情享受阳光在眼帘上

投射的温暖和幸福。

没有人试图去发现阴影。

这并不就是说没有阴影。事实上,不仅有阴影,而且有的阴影还十分浓重。例如,在

神舟任务的第二天,就有一些奇怪的渠道向媒体透露“神六将提前返航”;在神舟任务的

第五天,更有人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,告诉记者“神七将是一架无人机”。这些后来均被

证明与事实相左的“内部消息”,足以说明航天部门的部分人士带有名利意识,试图用“

内部情报”来向媒体证明自己在神六计划中处于一个怎样的关键角色。

这两件事足以说明一个问题,即媒体不遗余力的“挖新闻”,和某些航天内部人所怀

有的虚荣心和名位意识。当然,新闻记者总是要寻找新闻的,这是职业性质使然,无可厚

非。但有趣的是,在围绕神六任务的新闻报道中,居然还有在挖掘史料之余,不满意于传

统的历史叙事,于是试图改造或者“修正”历史的努力,不禁使人忍不住要大跌眼镜。

直到神舟六号冲天而起的时候,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都还是基本清晰的。关于中国载

人航天的起源,新华社提供的资料是:

——中国进行载人航天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。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

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,当时的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就提出,中国要搞载人航天。

国家当时将这个项目命名为“714工程”(即于1971年4月提出,并将飞船命名为“曙光

一号”。(见新华网

然而,随着神舟六号飞船不断刷新中国的航天纪录,某些媒体在兴奋中显然觉得连这

段历史也必须改写,以适应新的形势。于是,到神舟任务的第五天,在神六任务即将大功

告成的时候,颇有名气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刊出了长篇通讯《红色太空新长征》,推出了

另一种版本的中国航天史:

——自从1433年秋天郑和病死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,中国人对未知疆域的探险已

中断了572年。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,中国才重新开始了“远航”。他们相信,太空

中应该有中国人的位置。

这是一段很抒情的文字。但这更是一段矛盾的文字。我们注意到,它的第一句话想说

中国人在1433年至2005年之间“中断了”“对未知疆域的探险”,而第二句话却说的是中

国人的探险远航其实自“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”就“重新开始”了。这是两个根本不相

容的论断,让人不知该相信哪一个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就是《红色太空新长征》的作者

并不认可新华社关于钱院长于“20世纪70年代初”开辟的载人航天计划的史实。

当然,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不太严肃的民间通俗刊物,求实精神差一

点,表达水准低一点,因此在报道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情绪和主观臆断,这似乎也是理所

当然的事情。但有趣的是,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墨迹未干,当晚中央电视台的《焦点访谈》

又出来凑趣了。在这期由白岩松先生主持的专题节目中,插播了一个名叫《巡天》的短片

。这个短片同样也很抒情,声情并茂地回顾了中国的航天历程。以央视的水平,当然不会

忘记了中国航天事业在五六十年代的艰难起步,然而,当它把记忆之箭指向“*”时,

却突然也鬼使神差般地失忆起来。可惜我没有在央视网站上找到这期节目的文案,——央

视网站上提供了其他每一期焦点访谈的文案,但偏偏缺失了10月17日这篇奇文。

如果我没有听错,那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记得:央视的抒情国嘴在讲完中国航天事业

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艰难起步后,先是批评“*”使得中国的飞天步伐“

被迫放慢”,然后立即不屑一顾地掉开视线,转而热情称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航天事业的

突飞猛进。

于是一切荣耀归于改革开放。

肯定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,这自然是非常合情合理的;但我觉得对于“*”的航天

历史仍然,我们还是应该有屑一顾。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,那么今天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

的基础都是在“*”期间奠定的。

其实,无论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还是中央电视台,都完全明白“*”和钱学森们对于

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贡献。因此,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的《红色太空新长征》在把大约百分

之九十的篇幅用于歌颂改革开放时代的航天成就后,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把笔锋一转,打了

下面这样一个补丁:

——*但是*,中国的太空计划*却*直接与*有关。在知道苏联人造卫星和航

天员上了天时,*同全世界的政治家们一样为之震惊。他问:“我们怎么能算是强国呢

?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。”1958年5月,中国还未摆脱“一穷二白”,毛泽

东就发出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”的号召。1970年4月24日,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。据

了解,在上世纪70年代初,中国还曾培训过一批自己的航天员中国的太空探索计划即

使在“*”中并没有放弃。

这样,《红色太空新长征》先是断言中国的航天工程始自2005年,然后又改口说起自

1970年代末,最后它还是承认原来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起始于“*”时代钱学森们的手

上。不过,这个承认看起来却是那样的充满无奈和不情愿。——要理解这种情绪,只须注

意一下被星号包围的“但是”和“却”字即可。央视的喷血抒情短片《巡天》没有玩这种

看起来很搞笑的文字游戏,而是在干净彻底地遗忘了“*”的两弹一星后就坚定地保持

着这种健忘状态。但是,在央视的其他节目中,特别是在神舟任务第一天,它还介绍过“

曙光”工程,足见编辑们是非常非常知道“*”时期的载人航天计划的。

我不胜冒昧地揣测:不论是《红色太空新长征》的步步退守,还是《巡天》沉默的遗

忘,也许都反映了作者的一种潜在或者显在的个人情绪,这就是:

——全面否定“*”。

于是,作者出于这种个人的历史偏好,决定有意识地选择性遗忘“*”时期航天工

程的历史史实,以便增强改革开放在中国航天史上的历史地位。

我一点也不喜欢“*”,——正如我不太喜欢那些本来就没有一点点思想,却居然

还大声疾呼“解放思想”的时髦人士一样。尽管我本人是“*”后的一代人,不知道“

*”究竟是怎样“革”的,但“*”确实使我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不快,因此我并不在

乎否定它。

然而,需要注意的是,邓公关于“全面否定‘*’”的观点,其实是说要否定“文

革”这场政治运动,而非“*”的一切的一切。但不幸的是,很多人习惯于把这句话从

其特定的语境中剥离出来,于是使之成了一种有利于发挥个人想象力的政治口号。从《红

色太空新长征》极其勉强地承认“*”中有载人航天计划,以及从《巡天》干脆沉默地

忘却了“*”的太空计划来看,在一些媒体中流行的新趋势是“全盘否定‘*’中一

切正面事实的存在”。

如果真的能够把一切失败归咎于“*”,并把一切荣耀归功于改革,这倒是一个比

较理想的结果。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?

我不喜欢“*”,但并不认为可以用感情来取代历史事实。特别不幸的是,我竟然

长期着迷于中国的航天事业,因此难以选择性地忘记中国航天发展的基本脉络,故尔知道

有些史实是不可能因某些记者和编辑的意志而改变的。

我所知道的事实是:中国航天起步于“大跃时”时代,发展于六十年代,小成于“文

革”时期,因此完全是*时代的全新产物。在“*”中,尽管航天工业也受到了冲

击,但总体上说,中共最高决策层是保护并支持航天事业的,航天科学家们享受到良好的

待遇,社会声望极高(至少老百姓都把钱学森视为半神半人,科研资金更是有保证的。

因此无论是“东方红”卫星,还是长征二号,还是卫星回收技术,都成就于广义“*”

的中后期,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。

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,中国的航天工业在“*”中发展,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

了一些曲折。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,曾经提到“搞

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的无奈现实,并且指出“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,航天队伍流失很

多”。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。

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。那个城市是当年“大三线”建设的重点区域

,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。在我的童年,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

感到骄傲。然而,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。那天,

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、推两轮车,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

吻告诉我们说:别小看那几个“四眼”,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,由于工厂没

有生产任务,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。

我们骇然,但又极不相信。直到有一天,我很偶然地在《光明日报》的副刊上看到一

篇报道,其中就提到“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”,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

觉。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,——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,并因此

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。

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“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”的时代。

既然“和平与发展”是“时代的主题”,既然“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”是历史铁

律,不以任何人(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,因此“马放南山”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

。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,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、加工业、运输业之类

的副业,走上了“自找自吃”的发展之路,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

的重要商业活动。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,由于转型困难,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、

订货不足等问题,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。

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。

1980年代,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。由于国家希望航天领域向商业化

方向转轨,因此财政投入相对不足;航天部门虽然通过价格战,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

取到了一席之地,但由于利润微薄,无力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,致使科研、

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提高。

据戚发轫先生回忆,在那个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时期,总是有很多轿车停在

研究院的门前——都是来挖人才的。虽然老一辈没有动摇,但年轻人中“最聪明”的研究

人员却选择了离去。我觉得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出走倒并不是仅仅由于待遇太低,更重要

的或许是科研任务减质减量,致使其聪明才智无法伸展,于是抱憾而去。人员的流失直接

重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,并且在1990年代初期显现出恶果。

1990年代的前五年,就在中国航天试图借助40年积蓄之余威,在国际商业发射中大显

身手时,中国长征火箭却接连发射失利,使得中国航天多年以来辛苦树立的金牌航天形象

遭受严重伤害。根据公开的资料,从1991年到1996年,中国实施的14次发射任务中,有5次

遭遇失败,失败率高达36%;相比之下,从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发射任务中,仅有2次失

败,失败率仅为9%。1990年代的火箭发射接连失利,无不指向两大症结:投入不足和人才

流失。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,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:由于投入不足,新产品开

发面临严重困难,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;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

工人断层,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

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。

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,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。

在整个1980年代,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“市场化”路线。这条路

线的信奉者认为: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,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,在开放的

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。但事实证明,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

的领域,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,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,并不具备“以

质以价取胜”的基础。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,不断遭遇来

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,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“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

会盗窃美国技术”,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。

不容否认,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,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

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,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

的状况。

好在“市场化”、“国际化”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。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

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,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,无异于为1980年代

以来中国航天的“国际市场路线”签发了死亡通知书;另一方面,则是由于第三、四代领

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。

1990年代中期,在“国际化”和“市场化”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,中国的航天战略开

始出现向*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,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,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

国载人航天工程。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,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,即由财政

投入全部研发经费,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。——其间,航天员参与了由

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,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“自力更生”的特点。

这种向“两弹一星”模式的回归,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“国际

化”、“市场化”的航天战略。但需要说明的是,这并非对*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,

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。1980年代,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

实是: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,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,大型项

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。之所以会是这样,乃是由于航天项

目大成本、高风险、低产出的特点。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,其中最

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“三角快帆”计划,——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,直接导

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,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。

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。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,由于经济发展

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,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、生产条件和

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。由于有了高水准、高密度的科研任务,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

的新的发射任务,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,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

中找到了荣誉感。于是,据说在“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

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。

可以说,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,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

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

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,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;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

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,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;近十年

来,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,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,用大手

笔促大发展,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。

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,不懈努力的结果。这正如戚发轫所说,“人饿的时

候,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,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,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。看上去功劳

是第三个馒头的,可没有前两个馒头怎么行?”他进而指出,以钱学森为代表第一代航天

人做出了“第一个馒头”,王永志为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“第二个馒头”,在这两

个“馒头”的基础上,才有可能做出第三个“馒头”,即载人航天工程。

《红色太空新长征》和《巡天》试图告诉我们的,其实正是“我们只有第三个馒头,

而且这个馒头使我们吃饱了。”

这种出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偏好而任意割裂历史史实的做法,反映了一种非常错误而且

荒谬的历史观。我想说,中国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们尊敬,他们的成绩都值得我们铭记

;今天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,当数钱学森先生等拓荒者。戚发轫先生是这样回忆那个时代

的:

“工作生活条件很差,心情很好,有一种‘爱国、翻身要自强’的动力,满腔热忱为

了事业,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、尊重和照顾,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,给科技人员搞肉

;*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,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,爱国热情没有

受到干扰。我家里被抄过家,母亲被赶出北京,我顾不上那些。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

卫星送上天,我们有很大压力。我相信党,热爱祖国,始终没有动摇。”

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,据他回忆,在20世纪60年代,钱学森领衔的

“航天部五院”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,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,

当时政委、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。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

号:“生在永定路,死在八宝山。”

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,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,靠着卓越的技术天份和过人

的发奋精神,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。如今,这棵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。但我

们不能忘记: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,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到现在还只是一个

树坑。

忘记老一代科学家的贡献,就是对良知的背叛。

作者:萧冬

绿色网lvsexs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,最新、最快、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绿色!